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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你也许不知道，当一位上海农村老人每月能领取1555元基础养老金时，在中国广袤的中西部农村，许多同龄人手中捏着的，仍是刚刚从143元涨到163元的“第八次上涨”成果。 这11倍的差距，不是商业保险的投资回报差，而是同一国家基础养老金制度下，因户籍所在地不同而产生的现实鸿沟。1.8亿城乡居民，主要是农村老人，正在这条巨大鸿沟的两侧，度过他们的晚年。

　　中央已经明确，2026年将继续提高城乡居民基础养老金，实现制度建立以来的第八次上涨。 这次上涨，预计仍将遵循近年模式，将全国最低标准从143元提高到163元左右。20元的增幅，对于每月总收入仅200余元的群体而言，是一个接近10%的增长，意义重大。但这20元，放进整个养老保障体系里看，却显得微不足道。 2022年数据清晰地显示，农村居民基本养老保险月均待遇约为204.7元，而同期企业职工人均养老金超过3100元，机关事业单位人员更是超过6000元。

　　这种差距的根源，在于城乡居民养老保险“中央保基本，地方促提升”的架构。中央制定的全国最低标准，是所有参保人待遇的“地板”。 2025年，这块“地板”是143元。 地方政府可以根据自身财力，在这块“地板”上“加料”。 于是，财政实力雄厚的上海，将标准顶到了1555元；北京紧随其后；经济发达的江苏、浙江等地，许多县市的基础养老金也早已突破300元、500元。 然而，对于财力薄弱的中西部省份，即便想“加料”，也常常力不从心，很多地方仅仅勉强达到或略高于国家标准。

　　于是，一个奇特的景象出现了：一位在昆山务农的老人，每月可能领取690元的基础养老金；而一位在四川或贵州山区劳作一生的老人，每月的基础养老金可能还不到200元。他们都是农民，都向国家缴纳过公粮、贡献过劳动力，但晚年赖以生存的这笔最基本保障，金额却相差数倍。这种因地域财政能力导致的福利不均，成为了制度运行中一个显眼的痛点。

　　面对每月仅一二百元的养老金水平，不少专家认为目前的调整步伐过于保守。 野村证券中国首席经济学家陆挺曾公开建议，每年上调幅度可达50至100元。 他的理由直接指向经济动能：这个群体规模高达1.8亿，他们收入极低，每多拿到一块钱，都更愿意花出去，这在经济学上被称为“高边际消费倾向”。 给这些老人涨养老金，相当于直接向最需要消费的群体注入资金，能最有效地拉动内需。 同时，这1.8亿老人背后，是大约3亿常年在城市打工的农民工。 父母养老金多一些，这些农民工肩上的赡养压力就轻一些，他们自己消费的胆子也可能更大一些。

　　但钱从哪里来，始终是核心问题。如果按每年每人涨50元计算，1.8亿人，财政一年就需要多支出1080亿元。有观点认为这笔钱并非天文数字，可以通过优化财政支出结构来筹措，例如减少部分低效的基建投资。也有学者提出了更系统的筹资方案，比如发行特别国债、建立国有资本收益定向补充养老基金的机制等。中国农业大学教授鞠荣华测算，如果将农民养老金水平提升至每月500元，由此直接和间接拉动的年消费总额可高达7000亿元，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显著。

　　另一方面，政策也在试图通过激励个人多缴费来提高未来的养老金。 近年来，云南、贵州、安徽等多地纷纷提高了居民养老保险的最高缴费档次，有的地方上限达到了每年10000元。 政府希望“多缴多得”的机制能鼓励有能力的参保人为自己积累更多个人账户养老金。 然而，对于《中国统计年鉴2025》中所显示的年人均可支配收入不足1万元的最低收入群体来说，即便是每年1000元的缴费，也可能是一笔沉重的负担。 更何况，那1.8亿已经年满60岁的老人，他们无法再通过增加缴费来提高待遇，唯一的指望就是基础养老金的普涨。

　　如何更快速、更公平地抬高全国1.8亿城乡老年居民，尤其是农村老人的养老金“地板”？是继续坚持每年20元左右的“小步快跑”，还是采纳专家建议，以更大的财政魄力实现“加速追赶”？ 在地区财力差异短期内无法抹平的背景下，中央财政能否通过更大力度的转移支付，为那些“无力加料”的省份提供更多“弹药”，从而实质性地缩小省际间的待遇落差？ 当一个社会的工业化积累曾被一代农民的肩膀托起，今天，我们究竟该如何计算并偿还这份“历史欠账”？